还应关注“诽谤”案中没有诽谤的地方
陈旭
备受关注的稷山３名科级干部“诽谤县委书记案”最后一名被告人一审审判结束。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，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（２００７）稷刑一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：薛志敬犯诽谤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三年。此前，薛志敬的同案疑犯杨秦玉、南回荣因犯诽谤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3年。（５月２０日《新京报》）
３名科级干部，因为用匿名信的方式反映稷山县县委书记的问题，被稷山县人民法院以“诽谤罪”定案，并已经全部追究了他们的刑事责任。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我们感到，法院在判决这一案件时，似乎忽视了另一个方面，就是这一“诽谤案”中，三位被告人有没有不存在诽谤的地方，如果他们的反映材料里面有属实的部分，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？
稷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书认定，该材料的第三部分捏造事实，称县委书记“定居‘办公’七O六”等。对此，最后获刑的被告薛志敬的辩护律师常毅、王建芳认为，本案中薛志敬等三人共同撰写的举报信一共提到了四个问题，全文一共２５００多字，分别是稷山县城市建设的问题、干部工资待遇的问题、李润山生活作风问题和招商引资的问题。其中反映李润山的生活作风问题只有４６字，不足全文的２％。两律师称，他们调查后认为，其他3个问题基本属实，而李润山的生活作风问题虽未查实，但也绝非空穴来风。
由此看来，判决书所认定的第三个问题可能就是指县委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吧！作为判决书，对于其它三个部分没有定性，也就说明该材料的其他三部分反映的问题属实。仅仅因为反映县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失实，就定性为“诽谤罪”，是否有点牵强附会。那么，其他三个部分没有诽谤又该作何解释？对于干部反映基本属实的那些问题，县委书记应该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呢？法律总不能光追究反映问题的人，而对有问题的人不闻不问吧？
发生在稷山县的这一案件的判决结果，无论如何，也算得上一件有着破冰意义的事情了。不管其胜负如何，总让公众从中增长了见识。试问，对于这一案件的定性到底准确与否。这３名干部到底是属于举报、还是诽谤，这个界限似乎没有定准。再则，关键的一点，他们反映的是县委书记的问题，又恰逢“两会期间”，这就为给他们定性为“诽谤”提供了充分的依据。假如他们反映的是科级干部或者其他人的问题，会不会受到如此重的刑事责任呢？我看未必。还有，稷山的干部反映本县县委书记的问题，案件由稷山县人民法院去执行判决，多少给人有“瓜田李下”的嫌疑在内，因为稷山县人民法院毕竟是在县委书记领导下的法院啊！假如把山西五台县的案子交由陕西韩城县来判决，或许就是另一种结果。
即使这３名干部确实是罪有应得，值得判刑，山西稷山县的这一判决，也会给公众造成一个心理上的错觉，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地方最大的官，他即使有问题也不敢举报，当心落个“诽谤罪”而锒铛入狱啊！
